一

近来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
他的脸显得从未有过的“仁慈”，
流露着对我的“宽恕”，
他的话语也那么温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的用意，
都为了要袒护他的儿子。

去年春天他给我几次信，
用哀恳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嘱咐我一些重要的话语，
一些关于土地和财产的话语。
但是我怫逆了他的愿望，
并没有动身回到家乡。
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
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开的一天，
他含着失望离开人间。

　　二

我是他的第一个儿子，
他生我时已二十一岁，
正是满清最后的一年，
在一个中学堂里念书。
他显得温和而又忠厚，
穿着长衫，留着辫子，
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
眼睛圆大而前突，
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
人们说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满足着自己的“八字”，
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烟，喝喝黄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
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岁时，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个童养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个鸦片烟鬼，
主持着“花会”，玩弄妇女；
但是他，我的父亲，
却从“修身”与“格致”学习人生──
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进步弥有止期”。
成了“维新派”的信徒，
在那穷僻的小村庄里，
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

《东方杂志》的读者，
《申报》的定户，
“万国储蓄会”的会员，
堂前摆着自鸣钟，
房里点着美孚灯。

镇上有曾祖父遗下的店铺──
京货，洋货，粮食，酒，“一应俱全”，
它供给我们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饮茶的点心，
凭了摺子任意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个店员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过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润。

村上又有几百亩田，
几十个佃户围绕在他的身边。
家里每年有四个雇农，
一个婢女，一个老妈子，
这一切告诉他的安闲。

没有狂热！不敢冒险！
依照自己的利益的趣味，
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把女儿送进教会学校，
督促儿子要念英文。

用批颊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里的暴君。
节俭是他给我们的教条，
顺从是他给我们的经典。
再呢，要我们用功念书，
密切地注意我们的分数。
他知道知识是有用东西──
一可以装点门面，
二可以保卫财产。
这些是他的贵宾：
退伍的陆军少将，
省会中学的国文教员，
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
和镇上的警佐，
和县里的县长。

经常翻阅世界地图，
读气象学，观测星辰，
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时候，
却一样的假装虔诚。
他心里很清楚：
对于向他缴纳租税的人们，
阎罗王的塑像，
比达尔文的学说更有用处。

无力地期待“进步”，
漠然地迎接“革命”，
他知道这是“潮流”，
自己却回避冲激，
站在遥远的地方观望……

一九二六年
国民革命军从南方出发
经过我的故乡。
那时我想去投考“黄埔”，
但是他却沉默着，
两眼混浊，没有回答。

革命像暴风雨，来了又去了。
无数年轻英勇的人们，
都做了时代的奠祭品。
在看尽恐怖与悲哀之后，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只
在不安与迷茫的海洋里飘浮……

地主们都希望儿子能发财，做官，
他们要儿子念经济与法律。
而我却用画笔蘸了颜色，
去涂抹一张风景，
和一个勤劳的农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
常常鼓动我离开家庭。
为了到一个远方和都市去，
我曾用无数功利的话语，
骗取我父亲的同情。

一天晚上他从地板下面，
取出了一千元鹰洋，
两手抖索，脸色阴沉，
一边数钱，一边叮咛：
“你过几年就回来，
千万不可乐而忘返!”

而当我临走时，
他送我到村边。
我不敢用脑子去想一想
他交给我和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
“快些离开吧──
这可怜的田野,
这卑微的村庄，
去孤独地飘泊，
去自由地流浪！”

　　三

几年后，一个忧郁的影子
回到那个衰老的村庄，
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除了那些叛乱和书籍，
和那些狂热的画幅，
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和耻辱与仇恨。

七月，我被关进了监狱
八月，我被判决了徒刑；
由于对他的儿子的绝望
我的父亲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断地用温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们的“模范”，
依从“家庭的愿望”，
又用衰老的话语，缠绵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来俘掳我的心。

当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热切的盼望我回去，
他给我寄来了
仅仅足够回家的路费。

他向我重复人家的话语，
（天知道他从那里得来！）
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
没有美国式的大企业，
他说：“我对伙计们，
从来也没有压迫，
就是他们真的要革命，
又会把我怎样？”
于是，他摊开了帐篷，
摊开了厚厚的租谷簿，
眼睛很慈和地看着我微笑
一边用手指拨着算盘
一边用低微的声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们的前途。

但是，他终于激怒了──
皱着眉头，牙齿咬着下唇，
显出很痛心的样子，
手指节猛击着桌子，
他愤恨他儿子的淡漠的态度，
──把自己的家庭，
当作旅行休息的客栈；
用看秽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遗产。

为了从废墟中救起自己，
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理想，
我又离开了我的村庄，
即使我的脚踵淋着鲜血，
我也不会停止前进……

我的父亲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胀病而死的；
从此他再也不会怨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最平庸的人；
因为胆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动荡的时代里，
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
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
中庸，保守，吝啬，自满，
把那穷僻的小村庄，
当作永世不变的王国。
从他的祖先接受遗产，
又把这遗产留给他的子孙，
不曾减少，也不曾增加！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可怜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亲，
已安静地躺在泥土里。
在他出殡的时候，
我没有为他举过魂幡，
也没有为他穿过粗麻布的衣裳；
我正带着嘶哑的歌声，
奔走在解放战争的烟火里……

母亲来信嘱咐我回去，
要我为家庭处理善后。
我不愿意埋葬我自己，
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
感激战争给我的鼓舞，
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
因为我，自从我知道了
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
一个神圣的信仰。

　　一九四一年八月

　　〔此诗原载一九四二年八月延安出版的《谷雨》月刊一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