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的灵魂底灵魂！
我的生命底生命，
我一生底失败，一生底亏欠，
如今要都在你身上补足追偿，
但是我有什么
可以求于你的呢？

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
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
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
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
不然，就让你的尊严羞死我！
让你的酷冷冻死我！
让你那无情的牙齿咬死我！
让那寡恩的毒剑螫死我！

你若赏给我快乐，
我就快乐死了；
你若赐给我痛苦，
我也痛苦死了；
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曾有人说过，人生最没有自我选择能力的事有两件，其一是出生，其二是死亡。人不能决定自己能否降生在自己所满意的家庭里，同样，人也不能在一切心满意足之后，从从容容地迎接死亡。死亡的降临经常都是偶然的，不期而遇的，并且难免不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死亡唤起人们纷纷扬扬的思绪，死亡也刺激着人们的胆识与出奇的行动。

　　与“死亡”话题相辅相成，人似乎也在尝试着从行动上反抗死亡：尽可能的延续生命是一种意义的“行动”，在死亡尚未降临之前尽情创造、尽情享受，这是又一种意义的“行动”；但主动地走向死亡，把死亡置于人主观意志的控制之下，这样的“行动”似乎最为惊心动魄。

　　当然，充满理性精神的人毕竟不会无缘无故地自杀，他自作主张的死必定是为了某一灿烂的目标，为了某一值得献出生命的理想。

　　闻一多的《死》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行动”，而是闻一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行动”，是想象中的“行动”，不过，诗人总是将想象与现实联为一片的，他想象中的“死”未必就不比现实中的“死”更真诚、更动人。

　　那么，闻一多缘何而“死”呢？是为了“你”，亦即异性、亦即理想的爱情。

　　爱情何尝又不是人生的快乐。闻一多不尽情享受，反倒要觅死觅活，这又是为什么？

　　诗的第一段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诗人看来，他的这一生，失败太多，亏欠太多，这样人生实在太沉重、太让人不堪承受了。就在这时，“你”出现了，有如一道绚烂的彩虹出现在磅礴大雨之后的清晨，有如一道甘泉，流向干涸的沙漠，“你”就是“我”这荒凉生命的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动力，也就是“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底生命”，诗人当然渴望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异性身上“寻找”、“追偿”。可能是他所经历的孤独与痛苦实在不堪回首了吧，他显然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交付到这样的一个“你”身上。那么，当“你”款款步入“我”的生命，“我”又将如何迎接，如何接受呢？疲惫的诗人仿佛陷入了些许的迷乱：“但是我有什么／可以求于你的呢？”爱吧，却竟然不知如何的爱！

　　迷乱当中是不是也包含着这样的一层潜意识心理：这大驾光临的爱对“我”这样一个总是充满失败与亏欠的人来说实在过分珍贵和罕见了，他竟难以相信同时又产生了无限的伤感来，这突如其来的人生之光是否也会突如其来地消逝呢？他是如此的珍惜、如此地眷恋着这“生命底生命”。愁喜交集之中，选择也就出来了，与其让“你随风而逝”让荒凉重新布满“我”的人生，还不如就此“死”在这瞬间的快乐之中，于是“死亡”就成了诗人自我超越、自我升华的理想途径，诗人在意识上战胜了死亡的恐惧，进入到只属于他生命的大自由大快乐之中。

　　紧接着，诗人一口气推出了四种意义的死亡方式：淹死、烧死、醉死、闷死。当然每一种“死”同时也把诗人带到了那令人心驰神荡的美境当中：在她“眼睛底汪波里”，在“心房底熔炉里”，在“音乐底琼醪里”，在“呼吸底馥郁里”，恋人的眼睛、心房、声音以及呼吸构成了一个无比美妙、无比靡丽的新世界，它与我们周遭的现实判然有别，因美而死，为理想献身，这是“五四”时代的闻一多一再涌起的意念。

　　此时，诗人内心泛起的爱意已再难平伏。它的灵魂已经牢牢地附着在了爱人的那一面，“死”也成了几乎唯一的念头，他设想，一旦爱人突然翻脸无情，对她冷眼相对，那么，他也只有“死路一条”了。这一种“死”表面上看似乎充满酸楚，充满委屈，不再是诗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不然，在一位狂热的崇拜者面前，再刻薄无情的女性也不会真正咬下“无情的牙齿”，刺出“那寡恩的毒剑”。显而易见，“死”依然是诗人自我意识的产物，他是如此的珍惜那爱与美的幻境，尽管现在连这一幻境也可能消逝，但除此之外，那身后的世界更丑恶，更让人不堪忍受。与其继续在世界上苟且偷生，还不如就此爽快地死去！无论是第一种意义的死还是第二种意义的死，都显示了诗人对美与爱的崇拜、珍惜和对不幸命运的控诉、抗议。

　　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讲了这样的意思，中国一向缺少爱情诗，有的只是“寄内”之类的东西。这是与中国诗人一向缺乏独立、强壮的个性意识有关，而爱情总是属于成熟男女的自然情感。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中国诗人个性“弱化”，以及审美趣味上的“和平”趋向，他们也较少将爱情与人的终极关怀——死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的无意识中，为区区儿女之情而觅死觅活实在有伤“男子汉大丈夫”之气概！其实问题绝非如此单纯，当爱与死的意象大量出现在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中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死”并不意谓着因“爱”而生的虚弱，主动的“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与“怯弱”无关，在苦难的世界上，活下去有时倒不一定是件难事，而要面对面地正视死亡则不那么简单。那么，为爱（它很可能是虚幻的）而献身就一定那么值得么？这是二十世纪西方诗人所要回答的问题了，但十九世纪的贡献却是无法抹煞的。

　　对于闻一多的“爱与死”，似也应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背景来加以肯定。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