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
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蔷薇的香，我不曾真心爱过文豹的矜严，
我要的婉娈也不是任何白鸽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
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
可是，这灵魂是真饿得慌，我又不能
让他缺着供养，那么，既便是糟糠，
你也得募化不是？天知道，我不是
甘心如此，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
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迹的来临！
我不敢让灵魂缺着供养，谁不知道
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
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
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犯得着
惊喜得没主意，喊着最动人的名儿，
恨不得黄金铸字，给装在一支歌里？
我也说但为一阕莺歌便噙不住眼泪
那未免太支离，太玄了，简直不值当。
谁晓得，我可不能那样：这心是真
饿得慌，我不能不节省点，把藜藿
权当作膏粱。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
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
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
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
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
我也不再去鞭挞着“丑”，逼他要
那分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
这些勾当，这附会也委实是太费解了。
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
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
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我不会看见
团扇，悟不起扇后那天仙似的人面。
那么
我便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
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
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
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
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
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然一响，
传来一片衣裙的窸窣——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死水》出版后，闻一多很少作诗了。但1931年，已经“三年不写诗”的闻一多，突然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诗歌，这就是《奇迹》。

　　 《奇迹》是闻一多沉默三年之后，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的一次深刻的真诚的总结。就诗论诗，作品显然比较隐晦难懂，但晦涩却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在观察、表现自己内心的细微律动时必然遇到的“语言的困境”，如果我们把《奇迹》放回到闻一多的诗歌世界中去，结合他的实际创作经历及人生追求来解读，那么还是不难破译的。

　　每一个作家、诗人都有他个人的对创作的体验，从中也诞生了所谓创作的“理想形态”。他渴望自己能够更迅速地进入这一“理想形态”，更自如地调动心灵的冲动，获得创作的佳境，完成卓绝的作品。只是，这一“理想形态”并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它有其神秘的运动形式，往往都脱离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被它所摄入的艺术家是幸福的、亢奋的、富足的，而等候着它的漫漫长夜却又是痛苦的、焦躁的、无可奈何的。

　　闻一多所谓的“奇迹”分明就是指这种艺术创作的“理想形态”，它即是一种让创作力迸发的最佳状态，又是能够激发这种状态的什么意象、什么感觉、什么机遇。总而言之，“奇迹”是区别于日常人生的另一类事物，它不可邀请、不能挽留、不可重复，它超逸于逻辑判断、理性思维，自由自在地翱翔在一个人类一无所知的空间，说不准什么时候才在我们的大脑中偶然闪烁一下。

　　 那么，在没有“奇迹”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文学创作了吗？显然不是这样。在作家的一生中，真正的“奇迹”出现只是很少很少的一些时间，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则仍旧可以靠“惯性”推进思想与感情，尽管“惯性”只是渗透着理智和推理的“次生灵感”，充其量不过是对“奇迹”的摹仿，但是对于许多作家而言，这似乎已经足够了。久而久之，我们则逐渐淡忘了“奇迹”的存在，也不再为等候它而烦恼、而自我折磨。

　　但闻一多却是一个素来认真的人，认认真真地为人，也认认真真地为诗、为文，他偏偏要顽固地迷信“奇迹”，偏偏要把自己陷入苦候奇迹的烦乱当中，并且还自掘坟墓式的将“奇迹”的佳境与他过去的艺术创作相比较，从而无不苛刻地自我贬责。阅读《奇迹》，我们不能不为诗人那严格的自我反省精神而感动。

　　 开头的四句便是诗人对自己创作历程的总结。艺术创作经历是复杂的、丰富的，很难用几句话就概括清楚，所以闻一多借用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意象，试图通过象征的多义来包孕历史现象的丰富。“火齐的红”似诗人所表现的那些喷薄的激情，诸如《太阳吟》、《忆菊》等诗的意境；“桃花潭水的黑”似诗人那幽深的思考，诸如《死水》，《长城下之哀歌》等诗的意境；“琵琶的幽怨”似诗人那被压抑的怨愤，诸如《孤雁》、《夜歌》、《末日》之类诗的意境；“蔷薇的香”则代表诗人那温馨的充满柔情的追求，诸如《贡臣》、《国手》等；“文豹的矜严”是他在诗人所表现的严肃方正，而“婉娈”的纯洁美丽则是他的人生、艺术理想。以上这几个意象，可以说已经生动地传达了闻一多在此之前的诗歌创作的主要趋向，包括其个性气质与艺术境界，经过此时此刻的掂量，诗人坦率地指出，“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也就是说，那过去的创作大多不是“奇迹”下的产品，同诗人想象中的“奇迹”所催生的佳境比起来，实在不堪卒读！那么，它们究竟又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闻一多回顾说，那都是因为灵魂饿得慌的饥不择食，“即便是糟糠，／你也得募化不是？”竟然把我们文学史家们评价为杰作的东西喻作“糟糠”，足以让后人惊叹不已，但也的确反映了诗人对他的过去的不满。诗人进一步补充说：“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这里，蝉鸣、浊酒、烟峦、曙壑以及璀璨的星空都是闻一多“即景抒怀”的主要意象，是他灵感的触发点，但是今天，他却明确地意识到，这都不是他所追求的诗歌艺术的佳境，不是“奇迹”，而是“最无所谓的平凡”，是“把藜藿权作膏梁”，对于他在《死水》时期著名的“以丑为美”的追求，他也作了这样的抨击：“我也不再去鞭挞着‘丑’，逼他要／那分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这些勾当，这附会也委实是太费解了。”

　　闻一多理解的“奇迹”是个什么样子呢？它是单纯的、透明的，抛弃了一切的伪饰，一切的造作，以其自身的纯正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必须看到，在中国现代诗人中，闻一多是相当坦诚、很少矫揉造作的，他这里所追求的“明白”和“正面”是艺术取向上的，也就是说，诗人似乎感到，在他的艺术冲动——艺术传达——艺术形象这三者之间，还没有达到那种“奇迹”凭附时的顺畅与融洽，它们多有曲折、别扭及至梗阻，灵感与体验、体验与语言之间的隔阂也未能完全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闻一多期待“奇迹”的痛苦实际上又代表了二十世纪许多作家共同的痛苦，即如何在艺术冲动与语言形式上互相通融，进行畅快的对话，怎样运用这笨拙的僵化的语言去捕捉那闪烁不定的艺术灵感。很久以前闻一多就说过：“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火和热来。”关于新诗格律化的实践，便可以看作是诗人挽留“奇迹”的一种尝试吧，那时他的名言就是“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诗的格律》）由此看来，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脚镣”是请不来、也留不住“奇迹”的，他还必须再一次的等候。

　　 诗人怀着一颗为艺术的赤诚的心，焦急地等候着、呼唤着诗的“奇迹”的降临，他已经觉出了一些疲惫，仿佛已经等了许多个“轮回”，但又毫无抱怨，静静地伫立着，哪管他天崩地裂、电击雷劈，他象在地狱受刑一样为那“一刹那的永恒”奉献了整个的自我。于是，我们又分明看到了早年的“艺术底忠臣”。有人说，闻一多早就在社会革命的浪涛中抛弃了“狭隘”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其实，对于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言，他何曾会如此深刻地将艺术与社会对立起来呢，他又怎么甘心因社会革命而剥夺了对艺术的热爱呢？闻一多痴痴地盼望着，盼望着那真正的艺术的灵光，在天旋地转当中，在地狱烈火的焚烧当中……这是一副多么激动人心而又多么悲壮的一幕呀！平心而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此坦诚的艺术家还是太少了些。

　　闻一多在灵魂的痛苦中写下了这首《奇迹》，但“奇迹”似乎始终都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拨开门扉，悄然来临。这一等候，一直到了他倒毙在昆明街头。由此，《奇迹》便成了诗人留给后人的一首“诗的自我总结”，诗的“绝笔”。不过闻一多能够用他一如既往的真诚和坦白写下了这宝贵的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迹”，是中国现代新诗中的珍奇之作！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