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
学者，
文人，
思想家，
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
为你们的固执，
为你们的愚昧，
为你们的Snobbery，
为你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遗产的
丰功伟烈，
请接受我这只海贝，
听！
这里
通过辽远的未来的历史长廊，
大海的波涛在赞美你。

（一）政治学家

伊尹
吕尚
管仲
诸葛亮
“这些”，你摇摇头说，
“有经纶而缺乏戏剧性的清风亮节”。
你的目光继续在灰尘中搜索，
你发现了“高士传”：
那边，
在辽远的那边，
汾河北岸，
藐姑射之山中，
偃卧着四个童颜鹤发的老翁，
忽而又漂浮在商山的白云里了，
回头却变作一颗客星，
给洛阳的钦天监吃了一惊，
（赶尽是光武帝的大腿一夜给人压麻了）
于是一阵笑声，
又隐入七里濑的花丛里去了……
于是你笑了。
这些独往独来的精神，
我知道，
是你最心爱的，
虽然你心里也有点忧虑……
于是你为你自己身上的
西装裤子的垂直线而苦恼，
然而你终于弃“轩冕”如敝屣了。

你惋惜当今有唐太宗，
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徵；
你明知没有明太祖，
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孺；
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
教你的对手捏一把汗。

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
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
你和他——你的对手，
是谁也少不了谁，
虽则——
不，
正因为
在剧情中，
你们是势不两立的——
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

正如他为爱他自己
而深爱着你，
你也爱着对手，
为了你真爱你自己。
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啊！
你带满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
甩着文明杖，
来到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公园里散步；
你走过的地方，
是一阵阴风；
你的口才——
那悬河一般倾泻着的通货，
是你的零用钱，
你的零用钱愈花愈有，
你的通货永远无需兑现。

幽灵啊！
今天公园门口
挂上了“游人止步”的牌子，
（它是几时改作私园的！）
现在
你的零用钱，
即使能兑现，
也没地方用了。

请回吧！
可敬爱的幽灵！
你自有你的安乐乡，
在藐姑射的烟雾中，
在商山的白云中，
在七里濑的水声中，
回去吧，
这也不算败兴而返！


　　《八教授颂》于1948年6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九大学出版的诗联丛刊《牢狱篇》上发表过一部分，分别以《教授颂》和《政治学家》为题，全诗没有写完。它写于1944年7月1日，是闻一多先生发表《奇迹》后“整十五年没有写诗”，因感时“思想发酵了”而“爆裂”出来的一首讽刺诗（闻一多《与张奚若的一封信》），也是闻一多先生最后的诗作。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亦是即将取得胜利的一年。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一方面用特务、军警以威胁、盯梢、暗杀等血腥手段，阻挠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依靠官僚政客、反动教授进行破坏。斗争前期，官僚政客、反动教授是站在前面破坏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闻一多先生针锋相对地写了这首讽刺诗，以诗的形式反映了这场斗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教授颂》、《政治学家》完全是崭新的诗篇，是闻一多先生诗歌创作的新发展。1944年，闻一多发表《儒·道·土匪》一文，大声疾呼：“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这是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后得出的精辟结论。这场大病思想上的根源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毒害有关的。而在当时，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亲自出马鼓吹儒家思想，加强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学者的愤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具有旧士大夫意识的知识分子，争谈孔学，开倒车，麻痹人们的斗志，使他们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因循苟且而挺不起腰杆。在这种情况下，闻一多先生运用诗的武器，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惯于开历史倒车的中国士大夫。《教授颂》讽刺了正统学者、文人、思想家——“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的“固执”、“愚昧”、“Snobbery（势利）”，陶醉在“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遗产的丰功伟烈”。《政治学家》讽刺政客们自命清高，“伊尹吕尚管仲诸葛亮，”都只“有经纶而缺乏戏剧性的清风亮节。”他们欣赏的和心爱的是“高士传”：即“在辽远的那边，汾河北岸，藐姑射之山中，偃卧着四个童颜鹤发的老翁，”尽管“心里也有点忧虑……”，为自己身上的“西装裤子的垂直线而苦恼，”然而“终于弃‘轩冕’如敝屣了”。政客们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中对自己的对手愈显出“深深的爱意”，究其根源还在于爱自己、爱权力。“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因为“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所以，闻一多先生讥讽道：“具有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是“带满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甩着文明杖，来到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公园里散步”。恰如在历史灰尘里钻营的鬼魅，凡“你走过的地方，是一阵阴风”。在自己营造的那么一个阴风惨惨的氛围里，“发散霉味儿”的“幽灵”展示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口才——“那悬河一般倾泻着的通货”，是他们“愈花愈有”的“零用钱”。他们可以侈谈一切，理想社会、国家和未来。但他们的“通货永远无需兑现”。一切皆是空谈，开几张空头支票是无济于事的。由是闻一多先生尖锐地指出：“现在你的零用钱，即便能兑现，也没有地方用了。”还是“请回吧！可敬爱的幽灵！”那“藐姑射的烟雾中”，那“高山的白云中”，那“七里濑的水声中”，“自有你的安乐乡”。回到那虚无缥渺的仙界，回到那历史的灰尘里去，别再于此蛊惑人心，替反动统治者呐喊效命。于是基于此，闻一多先生说：“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而目今，“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不能再侈谈“温柔敦厚”的诗教、“仁者爱人”的理想，“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闻一多先生希望“还要加强他的药石性的猛和鞭策性的力”（《三盘鼓序》）。人们是该猛醒、该自觉地起来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时代的鼓手》）

　　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伊丽莎白·朱曾经说过：“政治是讽刺诗的天然题材，因为贪污腐败、谋求私利和一个阶层的利益在政治中屡见不鲜”。闻一多先生此首《八教授颂》正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向破坏爱国民主运动，维护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正统学者、官僚政客进行的辛辣的讽刺，是以诗的形式发出的战斗的鼓声。张奚若先生在纪念闻一多死难二周年时说：“我很可惜你那篇《八教授颂》长诗没有写完，不然，虽然不敢说一定会‘与别人有益’，但总可增加青年人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社会革命运动进一步的了解。”并说此诗是一首“可与《八哀诗》媲美的大作。”此诗反映出诗人政治思想上和诗风上的转变。它的责备和讽刺流露出一个革命者的变革激情。蒲柏曾就诗歌讽刺的重要性写道：“哦！神圣的武器，留下来保卫真理吧，愚行、罪孽和横蛮的唯一的克星”。闻一多先生不仅仅是用这样“神圣的武器”来进行战斗的，而且亲自投入斗争的实践，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进行革命的讲演，保卫真理、捍卫真理以至流血牺牲。所以，这两首诗的形式，也与闻一多先生其他的新诗很不一样，倒是很象田间。我们读了他评论田间的《时代的鼓手》，感到那“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的“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同时，也感受到他“时代需要鼓手”的呼声。而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位“时代的鼓手”。《八教授颂》以漫画化的笔法，刻划出统治者及帮凶的虚伪和凶恶本质，正是一阵阵擂响的战鼓，尽管闻一多在此时，主要精力已经不放在新诗上了。经过十多年刻苦钻研祖国文化遗产，他说：“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他最终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早年他曾说过：“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论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闻一多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也正是他的壮烈牺牲。他是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而献身的，是死得其所的。况且，他曾称颂过屈原的死，“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得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事实亦证明了，闻一多的死，使中国人民反独裁、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人民的反抗情绪完全“爆炸”开来，屈原和闻一多，都是人民的诗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