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大历三年（768）春天，杜甫从成都流浪到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又出蜀东下，经湖北江陵、公安等地，于冬天辗转入湘，到了岳州（今岳阳市）。
　　《登岳阳楼》就是此期的登楼抒怀之作。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是一组工对严整的句子。
　　岳阳楼久负盛名，杜甫早“闻”其名而未曾一见，今日不但见了，而且“上”了。那种欣喜之情就不由倾泻于诗句之中。“昔闻”说明他渴望、向往之久，“今上”点出他如愿以偿之喜。一般来说，五律的首联不必对仗。诗人之所以要运用对偶句，就是因为通过这种严整的对仗，强烈地把自己今昔的心情作对照，强调登楼时的喜悦。从结构上说，这一联切入诗题，引起全篇的写景和抒情。
　　登上岳阳楼，是为了观赏洞庭壮景。颔联紧承首联的“上”，写登楼后所见。洞庭湖的气象万千，风光无限，而诗人抓住洞庭湖最显著、最典型的特征—— 雄伟壮阔来加以描绘。“坼”字，诗人下得有力，仿佛洞庭万顷波涛、千层巨浪，把吴、楚两地的广袤区域冲开、分裂，显示出洞庭湖的磅礴气势。而“浮”字，具有十分鲜明的动态感，在诗人的笔下，洞庭几乎包容了整个天地万物，并且主宰着它们的沉浮，日月星辰都随着湖水的波动而漂荡起落，一派壮阔的图景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两句描绘洞庭气象的诗，成了千古绝唱，为历代诗人和诗论家叹服。宋代刘须溪说：“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杨伦《杜诗镜铨》）。明代王嗣奭则认为这两句“已尽大观，后来诗人，何处措手”（《杜臆》卷十）。对此二句的推崇，可谓至极。孟浩然也曾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诗句来描写洞庭湖的壮阔。清代诗论家沈德潜比较这两联诗句说：“孟襄阳（指孟浩然）三四语实写洞庭，此只用虚写”
　　（《唐诗别裁集》卷十），从“实”和“虚”的手法上指出了这两联诗写景的差异。孟浩然的诗句是他不过是借写洞庭湖景来表达个人“欲济无舟楫”，想做官而无人引荐的心情，总还不免拘限于个人的仕宦得失。
　　而杜甫不仅从洞庭写到江南大地，而且又从江南大地写到天地日月，从这个无比广大的角度来描写洞庭湖，就从更大的空间范围表现出了洞庭的壮阔气象。这当然与杜甫的怀抱有关。他一生“蒿目者民生，系怀者君国”（杨伦《杜诗镜铨·序》），时刻将人民的安危和国家的命运放在心上，所以，他眼中不只是一个洞庭，而是整个吴楚乃至乾坤；他胸中不仅仅有他自己，而是天下的百姓。这就使他的这两句诗比起孟浩然的两句诗更显得气势不凡，惊天动地。因此《西清诗话》说此二句“大与诸子迥别”，而别又别在“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从前四句的写景转入后四句的抒情。亲朋音讯阻绝，老病孤舟为伴，一“无”一“有”，曰“一”曰“孤”，感情色彩特别浓厚，炼字遣词十分精确。此时已五十七岁的杜甫，年老多病，飘零无依，晚景凄凉。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中，诗人倍觉自己的孤单，联想起走过的漫长的人生道路和经历的种种艰辛，更感到悲哀，肝肠欲裂。这其间包含了诗人对往事痛苦的追忆过程。黄生说：“写景如此阔大，自叙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指出了诗人情绪的起伏和诗人表现手法的巧妙。诗人运用这种阔狭的鲜明对比，把自己的坎坷遭遇描述得更为突出，正如浦起龙所说：“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起到了互为映衬的作用。这一联从写景转入抒情，从所见转到所感，从阔大转到狭小，从登临的喜悦转到身世的凄凉，结构严谨，层层变换，步步深入，显示出杜甫娴熟的诗歌表现技巧。
　　在诗的尾联，诗人又从狭处跳到阔处，从个人推及到国家，近十年的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此后，外族侵扰，藩镇割据，民不聊生，怎不令诗人牵肠挂肚？就在这一年八月，吐蕃进犯，京师戒严，边陲屯兵，战事频繁。同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等作乱，杀死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逼迫朝廷认可。这就是所谓“戎马关山北”的史实。
　　诗人想到这里，不禁涕泪纵横。这涕泪之中，有对亲戚朋友的眷念，有年老孤独的悲伤，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也有无以报国的自悼。最后这一联，诗人由个人扩展到国家。“戎马关山北”五字，体现出诗人胸中装有黎民社稷，襟怀无比宽广，与洞庭湖的阔大壮伟的气象达到和谐统一，使情感与景物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