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历史上的有些时期，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说。
当我还生活在布拉格的时候，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家用“城堡”这个词来指党委所在地（一栋丑陋而且还很现代的房子）。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们将党的第二号人物（某位叫亨德里希的同志）称为克拉姆（更妙的是，在捷克语中克拉姆是“幻景”或“骗局”的意思）。
五十年代，捷共的一位重要人物，诗人N，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审判之后被关了起来。在牢房里，他写了一本诗集，他在诗中表白说，尽管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他还是对共产主义忠诚无比。这并非出于懦弱。诗人认为他的忠诚（忠诚于他的那些刽子手）是他的品德、他的正直的表现。得知有这样一本诗集存在的布拉格市民将它戏称为《约瑟夫·K的感恩》
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摘选出来的意象、处境，甚至很具体的话，都是布拉格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这儿，人们可能会想这样来作出结论：卡夫卡的那些意象在布拉格是活生生的，因为它们是对极权社会的预言。
这一断定还是需要加以修正：所谓卡夫卡式并非一个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概念。人们试图把卡夫卡的小说解释为对工业社会，对剥削、异化、资产阶级道德的批评，总之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可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既没有金钱及其力量，也没有商业，也没有财产与财产拥有者，也没有阶级斗争。
卡夫卡式也不符合对极权体制的定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既没有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语言，既没有政治，也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
所以卡夫卡式更像是代表了一种人与其所处世界的基本可能性，一种历史上并没有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它几乎永恒地伴随着人类。
但修正并没有使下列问题消失：怎么可能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说跟生活混淆在一起，而在巴黎，同是那些小说，却被看作是作者纯主观世界的难解的表现？这是否意味着人与其所处世界的这一被称为卡夫卡式的潜在可能性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易转化为具体的命运？
在现代历史上有过一些倾向，在大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卡夫卡式的东西：有神圣化趋向的权力的逐渐集中化；将所有的机构都转化为漫无边际的迷宫的社会行为的官僚化；因之而产生的个体的非个性化。
极权国家作为这些倾向的极端集中，将卡夫卡小说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假如说在西方看不到这种关系，那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没有今天的布拉格社会那么卡夫卡式，我认为那也是因为在这里，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现实感。
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也经历了非个性化和官僚化的过程。整个地球都成了这个过程的舞台。卡夫卡的小说是这个过程梦幻的、想像的夸张；极权国家是这个过程乏味的、物质的夸张。
但为什么卡夫卡是第一个把握这些倾向的小说家，而这些倾向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完全清晰地、粗暴地展现在历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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