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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首由一百组四行诗构成的长诗中，伟大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带着一种几乎是孩童式的单纯，探索了最重大与最复杂的问题。他写道：

　　诗人没有创造出诗

　　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很久以来它就在那里

　　诗人只是将它发现。

　　所以对诗人来说写作就是要打破隔板，发现在它后面藏在阴影中的某种不变的东西（“诗”）。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这一令人惊叹的、突然的揭示），“诗”首先是作为一种炫目的现象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了《城堡》，这本书让我欣喜若狂，尽管它所包含的广博知识（卡夫卡式的整个真正意义）我当时还无法理解：我感到眼花缭乱。

　　后来我的眼睛习惯了“诗”的光芒，我开始在震撼了我的东西中看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光芒依然存在。

　　“诗”是不变的，它在那里等着我们，扬·斯卡采尔说，“很久以来”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但在一个永恒变换的世界里，“不变”是否是纯粹的幻觉？

　　不是。任何处境都是人的事实，只能包含人身上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它（它以及它所有的形而上学）“很久以来”就作为人类的可能性存在着。

　　可在这种情况下，对诗人来说，历史（也就是并非不变的）又代表了什么？

　　在诗人眼中，奇怪的是，历史处于一个与他个人的历史相平行的位置：它并不创造什么，它只是在发现。通过一些前所未有的处境，它揭示出什么是人，揭示出“很久以来”就在人身上的东西，揭示出人的可能性。

　　假如说“诗”已经在那里了，那么说诗人有预见的能力就不合逻辑；不，他只是“发现”一种人的可能性（即这“很久以来”就在那里的“诗”），而历史有一天也会发现它。

　　卡夫卡没有预言。他只是见到了“那后边”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的所见同时也是一种预见。他没有揭示一个社会体系的意图。他阐明了他通过人的隐私与微观社会实践而了解的机制，没有想到历史后来的发展将这些机制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启动了。

　　权力的催眠目光，对自己过错的绝望寻找，被排除在外以及害怕被排除在外，不得不随大流，现实的幽灵般特点以及档案的魔法般现实，对隐私生活的不断侵犯，等等，历史和人在它巨大的试管中进行的所有这些实验，卡夫卡都在他的小说中（早了好几年）进行了。

　　极权社会的真实世界与卡夫卡的“诗”之间的相遇总会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它将证明，诗人的行为，从其本质上来看，是难以估量的；而且是悖论式的：卡夫卡小说巨大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以及“预言”意义都存在于它们的“非介入”状态，也就是说在它们相对于所有政治规划、意识形态观念、未来主义预见而言所保持的完全自主性中。

　　事实上，假如诗人不去寻找隐藏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的“诗”，而是“介入”，去为一个已知的真理服务（这一真理自己显示出来，在“那前边”），他就放弃了诗人的天职。而且不管这一预想到的真理名叫“革命”还是“分裂”，是基督教信念还是无神论，是正义的还是不那么正义的；诗人为有待发现的真理（炫目的真理）之外的真理服务，就不是真正的诗人。

　　我之所以这样强烈地坚持卡夫卡的遗产，之所以像捍卫我个人的遗产一样捍卫它，并非因为我认为去模仿不可模仿的东西（即再一次去发现卡夫卡式的东西）有什么教益，而是因为他的小说是小说彻底自主性的上佳典范（即作为诗的小说）。弗兰兹·卡夫卡通过小说的彻底自主性，就我们人类的境遇（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说出了任何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思考都无法向我们说出的东西。

　　[16]Franz Werfel（1890-1945），出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

　　[17]Egon Erwin Kisch（1885-1948），出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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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