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八九

　　还有一个不应忘记的情况，就是自然哲学在各个时代中都曾有一个麻烦而难对付的敌人，那就是迷信和对于宗教的盲目而过度的热情。在希腊人中间，我们看到，那首先向当时尚未开窍的听众陈说雷电风雨的自然原因的人们是算犯了不敬神明的大罪的。①就是以后到了基督教时代，当有人以最能令人信服的根据（即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现在会想到去反对的那种根据）来主张大地为圆形并从而断言对跖人的存在时，那基督教会的有些神父们也不曾表现较多的宽容。②①这可举亚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的剧本《云》为例。（亚里斯多芬尼是公元前第五世纪时雅典的喜剧作家，他反对任何人对当时的宗教、哲学、政治、社会以至文学的信条作任何改变或修正；《云》这一剧本就是讽刺苏格拉底的。——译者）②这可举拉克坦夏斯（Lactantius）和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为例。

　　（奥古斯丁在“DeCivitareDei”一书第一四卷第九章中曾说：“即使世界是圆的，我们也不能就说对面有陆地；即使对面有陆地，我们也不能就说上面有人住着。”

　　——译者）此外，就现在情况而论，由于有了经院学者们的总结和体系，就使得关于自然的谈论更为困难和更多危险，因为那些经院学者们已经尽其所能把神学归成极有规则的一套，已经把神学规划成一种方术，结局并还把亚里斯多德的好争而多刺的哲学很不相称地和宗教的体系糅合在一起了。①①参看开勃勒所着“DeStellaCMartis”一书的引论。

　　别有一些人的思考以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走向同一的结果，他们要从哲学家的一些原则中演绎出基督教的真理，并以它们的权威来证实那真理。他们把感官和信仰的这种结合作为合法的婚姻而铺张地加以庄严化，他们拿这种可喜的花样翻新来娱悦人心，但是同时他们也以人神的交混而把神的事物贬低了。还要知道，在这种神学与哲学的混合物当中，还只有那些已被公认的哲学学说是被收罗进去的；至于一些新的学说，纵然是较好的改变，也无不被赶尽杀绝。

　　最后，你还会看到，由于某些神学家的鄙陋，任何一种无论怎样纯洁的哲学的通路都几乎全被封闭了。有些人是脆弱地害怕，唯恐对于自然更深入一步的搜求将会逾越所批准给澄心深思的界限，于是就不正当地扭歪并搬运圣经之言来反对那窥测神圣奥秘、探入自然隐微的人们，而不知这些实并不为何种禁令所取缔。①还有些较为精细的人则忖度并熟虑到一点，认为如果第二性的原因能不为人所知，则一切事物就能较便当地被归结到神圣的手和杖上面去；这一点在他们认为是大有关于宗教的，而其实这无异是以谎言去媚悦上帝。又有些人根据过去的例子，顾虑到哲学中的运动和变化终将不免成为对宗教的侵袭。还有些人更是十分担忧，唯恐在自然研究当中会找到什么东西来推翻或至少来摇撼宗教的权威，尤其在不学之人更甚。这后两种的恐惧，在我看来，实饶有俗世智慧的意味；仿佛人们在其心思深秘之处对于宗教的力量和对于信仰对感官的统治权先有所怀疑而不信任，因而才恐惧对自然真理的查究将会危及它们。若把事情真地想一想，按照上帝的话来说，自然哲学实在既是医治迷信的最有把握的良药，同时又是对于信仰的最堪称许的养品，因而就正应当被拨给宗教充当其最忠诚的侍女，因为宗教是表现上帝的意志的，后者则是表现上帝的权力的。有人说得好，“你们错了，既不知道圣经，也不知道上帝的权力”，②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若是那样，就把关于上帝意志的消息和关于上帝权力的思量二者配在一起而融为一个不可分解的结合体了。不过就现状说来，那在人心方面具有最大威力的宗教既经由于某些人的鄙陋和狂热而被拉来参加反对自然哲学，那么自然哲学的生长之遭受阻遏自是不必诧异的了。①克钦指出，这大概是暗指圣保罗（St．Paul）的《致哥罗西人书》（TheEpistletotheColossians）第二章第一八节而言。——译者②克钦指出，这句话出于《马太福音》第二二章第二九节。——译者

　　九○

　　再说，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

　　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着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其实，在国事和方术之间分明是有很大区别的；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国事方面，即使是旨在改善的变革也是不被信任的，因为这总会搅动那业经确立的东西；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依靠于权威、同意、信誉和意见，而不依靠于论证。而方术和科学则应如矿穴一样，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可是，这事情尽管在正当理性上说来是如此，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上述关于管理和管制学术各点，对于科学的进步是加上了一道严厉的限制。

　　九一

　　进一步说，即使嫉视消除了，只要人们在科学园地中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报酬，那仍是大足阻遏科学的成长的。现在的情况是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不落在同一人身上。

　　科学的成长是出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对科学的奖品和报酬则握在一般人民或大人物之手，而他们除极少数外是连中等学问都没有的。并且，这类的进步不止得不到奖品和实在的利益，就是连舆情赞扬都博不到。因为这种事情高于人们的一般水平，为他们所不能接受，而反要被舆论的狂风所压倒、所扑灭。这样说来，一个事物不被人尊崇就不会兴旺，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

　　九二

　　但是，对于科学的进展以及对于科学当中新事业和新职务的承担方面的远远甚于上述诸点的最大障碍还在于这一点，就是人们对那些事感到绝望并认为不可能。聪明的和严肃的人们在这些事情方面往往是全无信心，他们总是想到自然之难知，生命之短促，感官之富于欺骗性，判断之微弱无力，实验之难于进行，以及类此等等；从而就认为在世界悠悠运转的时间和年代当中，科学自有其来潮和退潮，一时生长和繁荣，一时又枯萎和衰落，而在达到某一点和某一情况时就不能再进一步。因此，假如有人所信或所许有过于此，他们就认为这是出于无羁勒的和未成熟的心灵，并且认为这类尝试总是开始时顺利，走下去困难，而终于陷入混乱。现在，正因这些思想是自然地投合于持重而善判断的人们，所以我们就更须好好地注意，切不可被那种对于最美最精的对象的爱好之情所吸引，以致松弛了或减低了我们判断的严肃性；我们必须勤谨地考察究竟有何足资鼓励我们的东西现出曙光以及出现在哪一部位；我们并须撇开那些飘风般的、比较轻浮的希望来彻底筛检那些提供较大稳定性和较大恒常性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效法那种老成谋国的智虑，其规则就是对于人事不予信赖，并就比较不利之处去作估计①。

　　于是我就必须论到希望一事②，特别因为我不是许愿大家，既不愿强制也不愿困缚人们的判断，而要拉着手引导他们兴高彩烈地行进。虽然说，要鼓动人们的希望心最有力的办法是把他们带到特殊的东西上去，特别是带到我在“发现表”中所类编和排列出的那些特殊的东西（一部分见于《复兴论》的第二部，大部分见于其第四部）③上去，因为这已不仅仅是就事物的许愿而径是事物自身。但为“事缓则圆”起见，我仍将按照我的计划先为人们作心理准备，而在这项准备当中，灌注希望乃是一个非不重要的部分。因为若不灌注希望，则其余一切只将反倒令人忧愁（由于给予人们一种看法，比他们现所保有的看法把事物看得更糟和更加轻蔑，并使得他们更加彻底地感到和知道他们自己处境的不快），而不会引起人们的活跃或激发他们的努力去从事于尝试。因此，我合当把我的一些构想宣布和提示出来，这足以表明我们有理由对这种事情怀抱希望。这正和哥仑布（Columbus）的做法一样，他在进行横渡大西洋的惊人壮游以前就先说明他所以坚信必能于已知地域以外发现新陆地和新大洲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起初虽遭拒绝，其后终为经验所证实，并且成为许多伟大业绩的前因和端始。①以下的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②下文九三至一一四条。——译者③克钦注明，据培根自己在“DistributioOperis”中所说，所谓《复兴论》的第二部就是本书《新工具》；所谓第四部则是第二部的特定应用，其中搜集了许多为进行探究之用的例，就象本书第二卷第一三条中所列关于“热”的那些事例。

　　九三

　　事端出于上帝①：我们手中的这个任务上面既这样强烈地印有善的特性，可见分明是由上帝那里发出，因为上帝才正是善的元宰，光的父亲。我们又知道，在神的动作当中，即使最小的开端也必走到它的结局。而且，正如人们关于精神的事物所说，“上帝的统治行于不知不觉之中”，②在上帝一切更大的工作当中也是这样；一切都平滑地、无声地流过，而工作在人们未觉其开始以前就在顺利进行。在这里，我们还不可忘记但以理（Daniel）关于世界最后一些阶段的一件预言，那是说：“许多人将来来往往，而知识将增加起来”。③这明白地暗示出，世界的全部通行（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由这样多的远程航行来完成了，或正在完成过程中）和科学的向前进步这两件事乃是被命运，也即被上帝所命定要在同一时期之内碰头的。①这句话出于阿雷塔斯（Aratus，希腊诗人，着有两首教训诗，曾为圣保罗所称引——译者）所作“Phenomena”一诗中。

　　②克钦指出，这句话出于《路加福音》第一七章第二○节。——译者③但以理是希伯来的一位先知。《旧约》中有但以理书；这句话出于该书第一二章第四节。——译者九四

　　其次，还要提到一点极其重要的情由作为关于希望的一个论据。这论据是就过去的错误和迄今所踏过的道路着想而得出的。从前曾有人对于一个管理不智的政府提出检讨，说得是对极了：“凡就着过去说来是最坏的事情，对于将来说来都应当看作是最好的事情。因为，假如你确已做尽你的职务所要求的一切，而事情仍然并不见好，那么，连可能进一步改善的希望在你都是没有的了。但现在是，你的许多不幸之事并非由于环境的力量所使然，而系出于你自己的错误，那么，你就可以希望，一经消除或改正了这些错误，便会做出一番大革新来”。①同样，在发现和培养科学方面，人们在这样漫长的岁月历程中，假如是已经走了正确的道路而还未能有所进展，那么，向前进展仍属可能之说无疑可算是大胆而轻率的。但如果是道路根本就走错了，而人们的劳力是花费在不当的对象上的，那么，这说明困难并非起于事物本身——那就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而系出于人的理解力以及理解力的使用和应用——这却是大有补救和医治之余地的。因此，把这些错误指陈出来，这会有很大的用处。因为，这同一原因在过去所造成的障碍有多少，对将来给希望所提供的论据也就有多少。关于这些错误，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部分，我认为在这里还应当用简单明白的话语再把它们表述一番。①克钦注明，这段话出于德谟辛尼斯（Demosthenes，古希腊大演说家，公元前三八五至三二二年，对企图征服雅典的马其顿国王菲列普进行了长期的揭露和谴责，着有极其出色的三大演讲——译者）《反菲列普演词》第三讲。

　　九五①

　　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②实验家象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象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③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

　　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①自九五至一○八诸条所举各点错误，与前文论假象各条所提到者颇多相同之处，虽有重复之病，也可互相阐发。——译者②参看一卷七○、八二两条。——译者③参看序言和一卷六七条。——译者九六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哲学，所有的都是被点染过并被败坏了的：

　　在亚里斯多德学派那里，它是被逻辑所点染所败坏①；在柏拉图学派那里，它是被自然神学所点染所败坏；在后期新柏拉图学派，如扑罗克拉斯（Proclus）②及其他诸人那里，它又是被数学——那是只图给予自然哲学以确切性，而并不图生发它或产生它③——所点染所败坏。若有一个纯而不杂的自然哲学，则较好的事物是可堪期待的。①参看一卷五四、六三两条。——译者②参看一卷六五条。——译者③参看二卷八条。——译者九七

　　我们至今还不曾遇到一个心志坚定的人能毅然决然扫荡一切陈旧学说和普通概念，并以由此而致的公正平匀的理解力去对特殊的东西作崭新的考查。由于这样，所以象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知识还只是杂七杂八、编列未当的一堆，其中包含着许多轻信和偶然事项，也包含着我们一起始时所吸得的一些幼稚概念。

　　现在，如有年龄成熟、感官健全、心灵纯净的人投身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而从头做起，则较好的希望是可以寄托在他身上的。在这一点上，我以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命运相同的命运期许于我自己；希望人们不要在未听完以前遂以虚妄见责，因为我所想说的意思正是趋向于驱除一切虚妄的。关于亚力山大及其事业，伊斯金尼斯（Aeschines）曾说过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不过那‘与草木同朽’的人们的生活；我们是为着这一目的而生的，就是要使后世之人可以来谈论我们的奇迹”，这话意味着亚力山大所做的事在他看来是很神奇的。①而在后一年代，李维亚斯（TitusLivius）对这事情又有较好和较深刻的见解，他实际是说，亚力山大“所做的不过只是鼓起勇气来蔑视那虚假的可畏现象罢了”。②我想，与此相似的论断也会由后世之人加到我自己身上，就是说：我并不曾做出什么伟大的事，只不过把被认为伟大的事认为较小一些罢了。同时，我还要说，如我所已经说过，除非有科学的新生，希望是没有的。而所谓科学的新生则是把它从经验上有规则地提高起来并重新建造起来，这一工作，没有人（我想）会说是已经有人做过或想过的。①伊斯金尼斯（公元前三八九至三一四年），希腊大演说家，与德谟辛尼斯为敌。

　　当Ctesiphon提议以雅典名义授予后者以金冠时，伊斯金尼斯曾痛斥他为违法。他在这段演词中曾说到雅典力量之虚弱，并说到亚力山大之毁灭西比斯（Thebes）。这里所引的这句话，据原书注明，见于“DeCorona”一书，第七二页（H．Stephan本）。——译者②李维亚斯（公元前五九至公元后一七年），罗马着名历史家、着有《罗马史》。

　　这里所引的话，据原书注明，见于第九卷第一七章。——译者九八

　　现在，说到经验的根据——因为我们总是要归到经验来的——，直到目前，我们不是还没有根据，就是只有极其薄弱的根据。还不曾有人做过搜索工作，去收集起一堆在数量上、种类上和确实性上，足够的、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察，或者采用其它任何适当的方法来指教理解力。相反，有学问的人们，但亦是轻忽而又懒惰的人们，在建立或证实他们的哲学时，却采用了某些无稽的谣传，含糊的流言，或者经验的一些假态，并赋予它们以合法证据的重量。譬如一个国家指挥百僚，处理庶政，不以大使和可靠使者的书札报告为凭，却以街谈巷议为据，现在在哲学当中处理对经验的关系时所采用的办法就正是这样。现在在自然历史当中找不出一个事物是适当地查究过，证明过，算过，衡过或量过的。当然，凡在观察中是粗疏模糊的东西在指教时就一定是欺罔和无信的。有人或许认为我这话说得很怪，而且近于不公平的指责，因为他看到亚里斯多德以如此伟大之身，得如此伟大君王财富之助，已经纂成一部如此精确的动物史；而继起的人们又以更大的辛勤，也以较少的矫饰，做了很多的补充；而且此外还有别人对于金属、植物以及化石也做出了富赡的历史和叙述。如果有人这样想，那么他似乎没有正确地领会到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什么。须知，为作自然史而作的自然史与那种为对理解力提供消息以期建立哲学而集成的自然史是迥不相类的。二者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而特别是这一点：

　　即前者仅仅包含着各式各样的自然种属，而不包括着机械性方术的各种实验。而正如在生活事务方面，人的性情以及内心和情感的隐秘活动尚且是当他遇到麻烦时比在平时较易发现，同样，在自然方面，它的秘密就更加是在方术的扰动下比在其自流状态下较易暴露。这样说来，在作为自然哲学的基础的自然历史一旦在较好的计划上纂成之后，亦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对自然哲学怀抱许多好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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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即在极其丰富的机械性的实验当中，那种对于指教理解力方面最为有用的实验却是尤为稀少。因为机械学者由于不肯自苦于查究真理，总是把他的注意局限于那些对自己的特殊工作有关系的事物，既不提起他的心也不伸出他的手去搞任何其他事物。

　　但是，只有到了自然史当中已经接受进并集合起多种多样的本身无用而专能帮助发现原因和原理的实验的时候，①我们才有良好的根据去希望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的实验，我称它为光的实验，以别于另一类所谓的果的实验。②这一类的实验具有一种大可赞美的性质和情况，就是它们永远不会不中或失败。这是因为，人们应用它们时目的不在于产生什么特定的结果，而在于为某种结果发现其自然的原因，所以它们不论结局如何，都同样符合人们的目的；因为它们解决了问题。①克钦指出，象培根为发现“热”而搜集的若干事例，就是这种实验之一例。参看二卷一一至二○条。——译者

　　②关于所谓光的实验和果的实验，参看一卷七○、一一七、一二一各条。——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