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落魄的蜜蜂，
象个沿门托钵的病僧，
游到被秋雨踢倒了的
一堆烂纸似的鸡冠花上，
闻了一闻，马上飞走了。

啊！零落的悲哀哟！
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


　　《废园》描绘了一幅荒凉败落的画面：残破不堪、杳无人迹的花园。生机焕发的春天早已逝去，阳光灿烂的夏季也已结束，这是冬天即将降临的一个时候，无情的秋雨扯天扯地地下着。一场秋雨一层凉，在秋风秋雨的扫荡下，万物萧条，饥馑的、仓皇的、“落魄”的蜜蜂无所依傍，昔日鲜艳的花朵而今也腐朽溃烂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废园”中发生的。“废”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整体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弱小的个体生命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家园”的风暴足以摧毁一切，“沿街乞讨”的蜜蜂、饱受践踏的花木。诗人感慨万端：“零落底悲哀哟！”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格局里，这样的悲剧可谓不乏先例。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必然伴随着自身群体意识、整体观念的加强，但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并由这样的思想意识而构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生活格局。西方民族的生存格局是以个体生命为基点、为轴心，家庭、集团、国家、民族等等这些较大的生存群落都必须适应个体 生命的需要，它们本身也仅仅是一幅框架，其实质性的内涵也是由个体生命加以填补、加以说明的。个体生命的兴衰存亡首先是个体生命自身竟争、奋斗的结果，群体生命的衰微也并不就意味着个体生命的“零落”。所以英国诗人拜伦在“故国沉沦”、“家园荒芜人烟稀”的时候照样“乘风破浪如箭”，“超过疾飞的兀鹰”（《恰尔德．哈洛德漫游记》第一卷第十三节）雪莱亦能在卡斯尔累当权的黑暗时期，在“阿尔比温死气沉沉的海岸”，向压迫者发出愤怒的诅咒（《写于卡斯尔累当权时期》）。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存观念就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存模式是以群体生命（家庭集团、国家、民族）为基点、为轴心，个体生命是从属于群体生命的，它附着在群体生命中，服从群体生命的整体利益，在群体生命的发展运动中显示自己的存在。由于个体生命的生存价值完全要由群体生命的利益来衡定，它也最终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这样，当群体生命走向衰落、走向毁灭，个体生命几乎是无从抗拒地成了悲剧性的殉葬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悲剧既是活生生的历史，又是沉甸甸的心理，历史与心理交互作用着。“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说的就是这类的“殉葬意识”。其中，尤其值注意的是，每当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旧有的平衡发生倾斜、历史进入某种转折时期的时候，这样睹物伤情，哀世悼亡的“天涯飘零”之作就愈发的层出不穷。

　　从历史的理性目光来观照，“五四”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五四”的社会动乱孕育着中国人民主、自由观念的诞生与个性意识的觉醒，这都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任何一次动荡有着质的不同。但是，我们也有必要体会到：历史的理性是一回事，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的个别感受又是一回事，特别是对闻一多这位敏于感受而富有传统文化修养的诗人。就社会的失衡、权威的消亡、精神的溃乱（在闻一多当时看来）等等方面而言，“五四”不也具有许多的历史特征么？特别是，诗人生活在美国这一发达的现代化国度里，在一个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对照之下，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的衰败之象就愈发的触目惊心了。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废园”吗？诗人由祖国的衰弱而生“故国不堪回首”的哀叹，又由群体生命的萎缩而生飘零的悲泪，这都在“废园”这一想象性的意境中得到生动细致的表述，那“沿门托钵的病僧”式的蜜蜂，那任人践踏，自生自灭的花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诗人那强烈的“海外孤客”的体验。“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而我认为，这既是蜂的悲哀，又是花的悲哀，但更是“废园”本身的悲哀，也是“废园”的“主人”的悲哀。一个“废”字背后，又隐隐地暗示着“人”的形象。“废园”之“废”当与“人”紧密地联系着：是家境的破败？家人的迁徙抑或子孙的疏懒？这是作为读者的我，从我的“期待视野”出发，提出的一点多余的问题吧！

　　在中国诗歌史上，“废园体验”下的人生认识和诗歌观念常常都是独特的。二十世纪的诗人闻一多也是这样，他继承了中国文人的“零落底悲哀”，但又没有陷入羸弱无力、怨天尤人的境地，转而展开了自己深沉的思索。到了四十年代，诗人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就象一座房屋，盖得既不好，年代又久了，住得不舒服，修修补补是没有用处的，就只有小心地把房屋拆下，再重新按照新的设计图样来建筑”。（《妇女解放问题》）这大概就是他“变废为宝”的选择吧！

（李怡）